2020年12月10日上午，河海社会学论坛第一百一十七期在厚学楼909举行。本次论坛有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主任张继焦教授，做题为“中国社会学的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主题讲座。讲座由陈阿江教授主持，公管院众多师生参加。

讲座的第一部分，张继焦教授先以涂尔干和费孝通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为引，讲述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目标和问题意识。在研究目标方面，张教授指出近些年，中国社会科学界对“中国式发展”道路或模式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探讨，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有人倾向于用“中国道路”，有人主张用“中国模式”。在问题意识方面，中国社会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中国，我们做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词汇是“社会”，应该思考中国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中国为何可以采取不同于西方的制度？中国为何可以成功地走一种不同与西方的发展道路？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张继焦教授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转变。首先，张教授讲述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及其影响，并提出他对“差序格局”的发展与丰富。张教授在检讨了“差序格局”在中国当代城市的适用性之后，在“乡村版”差序格局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版”差序格局这个分析框架。接着，张教授分析了“差序格局”理论过时的原因，即，中国社会并不完全是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社会。费孝通在剖析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时，所参考的是当时西方社会颇为流行的社会结构分析方法，其典型特征是非常个人主义，仅仅关注一个人同另外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而中国社会的特点是集体社会而不是个人社会，因此，必须用东方的集体主义的框架来进行描述，单纯西方框架是达不到目的的。“差序格局”理论还有一点明显的缺陷：只是说明了亲疏关系的结构，却没有就这种结构如何支配与配置资源进行详细说明。在研究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研究者不仅仅要看其中的结构，因结构转型而产生的新的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随后，张教授讲解了研究范式从“差序格局”到“社会结构转型”的转变。通过对费孝通的“差距格局”理论与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进行比较，他认为这是由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理论从古典到新古典的转变。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到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不但标志着“结构-功能论”正在从古典研究范式发展成为新古典研究范式，而且导致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重大转变。张教授认为“社会结构转型”是中国社会学正在形成的新型研究范式，既有本土特色又与西方学术接轨，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学派。基于以上分析，张继焦教授总结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已经从差序格局转变到二元社会结构。他通过观察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与思考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在“社会结构转型”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指出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即政府和民间是分开的，并提出了两个（一对）新概念：政府主导的“伞式社会”与民间自组织的“蜂窝式社会”，进一步夯实了“社会结构转型”研究范式。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张继焦教授通过案例分析，讲解了“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的现实基础，进一步论证“社会结构转型”研究范式。这两个（一对）新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观察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伞式社会”用于观察“官方”主导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蜂窝式社会”用于观察“普通老百姓”自我开展的资源配置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在讲解“伞式社会”时，张教授首先分析了提出这一概念的原因，他自身的学术经历、对现实与理论的把控，促成了这一概念的提出。接着，张继焦教授以北京“同仁堂”为例，分析了“伞式社会”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多年来，同仁堂依靠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自身较强的市场能力，实现了良好的发展。北京市政府保护同仁堂品牌、扶持其升级和壮大，支持同仁堂在国内和海外股票市场上市，鼓励和支持同仁堂规范化和多元化发展。在这个案例中，政府的支持成为同仁堂资本积累和扩张最为可靠的资源，同仁堂与政府间“庇护”关系的增强导致其企业自身的强势发展。同仁堂作为一个成功的“老字号”企业案例不难说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为直接管理（即政府为企业“庇护人”）时，会为企业带来强大的发展动力，相应的提高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然后，张继焦教授进一步讲述了“伞式社会”下民营企业的发展。他通过对湖北恩施的华龙村大酒店发展过程的观察与思考，分析出当地政府与华龙村集团是一种“朋友式庇护”关系。最后，张继焦教授总结出“伞式社会”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之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伞式”关系既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种主要社会关系，也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同时，我国政府与经营主体之间“伞式”关系由来已久，从古至今都有体现。张教授提出了推动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可能的政府-企业之间的三种伞式关系：对国有企业的父爱式的支持，对合资、合作企业的亲戚式的支持，对民营企业的朋友式的支持。

在讲解“蜂窝式社会”时，张继焦教授讲述了“蜂窝式社会”的通俗解释与定义。把普通百姓比喻为“蜜蜂”，把他们的生活比喻为共筑“蜂巢”，是因为由于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出现了很多市场空间，可以通过就业或经商，挣到钱，获得发展，即老百姓可以像勤劳的蜜蜂那样，日夜不停地采集花粉，酝酿属于自己的蜂蜜。而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手里，既没有雄厚的政治资本、也没有丰富的经济资源，这样，他们（同一交往圈的人）一起共同构建起一个互惠共赢网络（蜂窝），大家互帮互助，分享市场转型的红利。张教授将“蜂窝式社会”定义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将会导致权力和特权的转移，即从再分配阶级手中转移到直接生产者（即普通老百姓）手中；平民老百姓所面临的机会、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以及对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力都会增加，老百姓就像辛勤的蜜蜂通过个人或家庭的努力，基于自己的网络关系，编织着自己的蜂窝，私营企业、个体企业、自由职业者等不断增多。张教授指出，“蜂窝式社会”这个新概念，是与他2014年提出的“伞式社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主要从就业性和经营性两个视角，分析了两类五种“蜂窝”（简称“二*五·蜂窝”）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就业者有链式和网式两种形态“蜂窝”，经商者有分别以家庭、价值链、本族群为中心形成的三种类型“蜂窝”。基于此，民营企业的“蜂窝”主要有三种类型的互惠共赢网络，一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蜂窝”，二是以价值链为中心的“蜂窝”，三是以本族群为中心的“蜂窝”。

在讲座的第四部分，张继焦教授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基本方法：“二元社会”分析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传统-现代”转型。首先，在理论准备和研究范式部分，张教授指出，一般认为，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有两只手，一只是看得见的手——“政府”，另一支是看不见的手——“市场”。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他的名著《伟大的转折》中对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做出了三种类型的概括，即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和互惠经济。而中国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运用国外理论来分析中国企业案例，我们应该理解其中的基础理论（社会科学原理），并进行基于本土的理论思考和提出本土的新概念、新理论。我们要实现从事实描述到理论的提升，这是我们学术研究的使命。张教授认为，他所提出的“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只是他观察与思考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提出的一对新概念。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让新一代学者共同努力，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学派。张继焦教授接着讲述了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的主要观点和争论以及关于中国的市场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之间关系的探讨。接着，在研究假设和分析框架部分，张教授讲述了从传统到现代过程中的“新五化”与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在“二元社会”分析法框架中，在资源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里政府、市场、社会结构三者相关联，政府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政治性、权力分配），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经济性、资源配置），社会结构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性、结构资本）。由于中国社会呈“伞式”和“蜂窝式”的二元结构，“中国式发展”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条腿走的是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另一条腿走的是由民间自发开拓的“蜂窝式”发展路子；通过“伞式”和“蜂窝式”的二重奏方式，以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为主旋律，奏响了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三部曲。可见，由“社会结构转型”、“伞式社会”、“蜂窝式社会”等三合一构成的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可以解释清楚“中国式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内在动因和运行机制等。最后，张继焦教授指出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三层意义与三个层次。三个意义即本地/本族意义、全国意义、国际意义，三个层次即某项具体研究，如离婚、自杀、阶层等；某个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如边燕杰的关系社会学，周雪光的组织社会学；整个社会学学科，如费孝通提出重建社会学。且中国正在引领人类学的第四次革命。自1920年以来的100年里，在国内外一大批学者的持续探索基础上，特别是2009年以来的11年间，企业人类学以对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探讨作为主要内容，已经对“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这不但意味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出现了局部突破，而且意味着中国学者跟在西方学者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做学问方式的时代的结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学者正在引领世界人类学民族学进行第四次革命。

在讲座的第五个部分，张继焦教授运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分析了文化遗产“传统-现代”转型。首先，张教授指出，在民族学和社会学以往的研究中，二分法是最为基本也是最为经典的分析框架，传统和现代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从传统发展到现代，是大势所趋和不可避免的。张教授反思了“传统-现代”二分法，提出我们需要走出“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或二元选择的困境。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并非只出现对立或趋同两种形态，还会出现并存、联结等连续形态或中间形态，至少会出现对立、趋同、并存、联结四种不同形态。因此,我们不能再采用传统和现代“二分法”，而应该运用“四分法”。接着，张教授提出，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看待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是一个社会各界都关注的重要议题。张教授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从本体结构、自生结构、外在结构等三个研究维度，分析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指出：文化遗产不仅是文化资本和文化资源，而且大部分可以开发和利用。一方面，文化遗产具有被动和受影响的特点，可以把文化遗产放在布迪厄所谓的“场域”（即乡村、小镇、城市）当中考察；另一方面，文化遗产也具有自主能动性，带有自生结构，这些遗产具有吸引和配置资源的结构和功能。 在分析框架部分，张教授分析了“结构-功能论”：古典的与新古典的差异，讲述了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三层次分析法，并列出了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三个研究维度。然后，张继焦教授分析了如何从本体、外在、自生三个结构层面，看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第一，在本体结构层面，是作为文化资源和资本的文化遗产自身的“传统-现代”转型。在进行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研究时，不能只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看不到物质文化遗产，要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的分析。同时要重点研究那些作为文化资源和资本的文化遗产。第二，在外在结构层面，是把文化遗产放在场域和结构（国家、地区、城市、小镇、乡村等）中，看其“传统-现代”转型。文化遗产在现实经济结构中的新价值，可大可小。且在具体的经济社会场域或结构（如城市复兴、特色小镇建设、乡村振兴）之中的不同遭遇，最差的情况是有的文化遗产濒临灭绝的状态，最好的情形是在城市复兴、特色小镇建设、乡村振兴中很多文化遗产由于具有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特性，不但形成了相关的企业和产业链，而且形成了产业集群。第三，在自生结构层面，是把文化遗产视为结构遗产，具有自我配置资源的结构和功能。将带有自生结构的文化遗产分为三种类型的文化遗产，即物质性结构遗产、制度性结构遗产和习俗性结构遗产。它们不仅仅是文化资本和文化资源，自身可以能动地自我发展，能自主地发生一些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变化，形成一些自生结构或自扩结构、以及一些自在功能或自扩功能。这三类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内源性、结构能动性，不仅有助于文化遗产自身进行资源配置，形成自带能量的“小场域”或“小结构”，而且有利于企业、组织、产业、地区、民族、国家等不同层面的发展。

在讲座的第六部分，张继焦教授总结了今天的讲座内容。第一，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不是“差序格局”，而是“二元社会结构”（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第二，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基本方法是“二元社会”分析法。第三，从社会结构分析经济行为，是企业人类学的基本视角。第四，运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既可以分析经济社会转型，也可以分析文化遗产“传统-现代”转型。最后，张教授鼓励了在场的年轻教师与学生，希望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努力发展中国社会学。

讲座结束后，与会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以热烈掌声感谢张继焦教授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讲座。

（《河海社会学（学生版）》编辑部相妍供稿）